经济伦理是超越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力量，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规范、匡正与矫治经济主体的行为，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伦理价值上的支持与援助。就此而言，经济伦理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极其重要的一种“支持性资源”。这正如现代经济伦理学先驱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是既定的。任何一种类型的经济，如果其要求人们具有一种与此伦理道德相违背的民族精神，则此精神之下的经．济将不会发...

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在于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与政府直接且全面地介入经济活动，并替代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经济决策。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则在于打破这种集权型经济体制而还经济决策权于微观经济主体，并承认其间原本在生产投资、经营管理等各项能力以及经济利益趋向与社会责任担负等各项目标函数之上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经济体制改革即是对传统体制之下政府过度集中的经济决策权的削减与调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既有实践证明，中国...

大卫.休谟早在200余年前即在其著《道德、政治与文学散文集》中指出，“无论是采取公开还是隐蔽的形式，所有政府皆面临着关于权威与自由之间的永恒冲突，并且其中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绝对战胜对方。任何政府皆须牺牲相当的自由，但即便是专制统治者的权力亦不可能真正是绝对的及毫无约束的。”巴里·魏加斯特提出了所谓的“经济制度的基础性政治悖论”：“强大到足以保护产权与实施合同的政府亦同样强大到足以剥夺公民的财产。市场繁荣不仅需要适...

任何一种改革，归根结底均涉及到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且“非帕累托改进”往往是改革的常态，亦即，尽管或即使改革中的社会整体收益或福利依然增进，但在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过程中，改革并不必然保证部分利益集团利益增加的同时，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并不必然相对减少甚至绝对减少，亦正因如此，改革常常遭遇各种难题与阻力。如若能够基于一种制度安排，在资源配置与社会配置发生改变之后，将新增收益或福利在所有相关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再分配，并使任何利益集...

（一）亚当．斯密有云，“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皆有其自身的行动规律，这与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则并非一回事。如果二者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则人类社会的博弈即会如同行云流水，并结局圆满。但如果二者相互抵触，则博弈的结局自将是苦不堪言，人类社会亦即在任何时候皆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之中。”毫无疑问，面对一个你暂不足以颠覆或逃离的权势体制系统，你只能选择适应，此为理性法则，亦是世俗生存。然而，世俗并非世界的全部。在权势体制系统的边界...

“原罪”与生俱来，这是宿命。“毒树之果”食不得，但不认“毒树”仅食其“果”时常是理性选择，亦是无奈之举。 三十年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单脚支撑，趟着趟着走，这是宿命。“原罪”的救赎历程漫长，仅中国经济转轨的终点尚在模糊的视野之外。纵然如此，市场化的人们已不乏“春天的故事”，即使“野百合花也有春天”，“东方红”日渐成为某种失意的怀念。籍此，人们从某种上层建筑重回经济基础，并踏上了一条经济重构的渐进之路。经济重构的实...

在精神文明日渐沦丧与国民诚信严重透支的转型社会中，对精神文明的基本诉求日渐成为某种奢望，精神文明甚至蜕变为某些逐利主体的尚方宝剑与民意牌坊，这是利益主体多向选择的结果，这是一种可怕的社会均衡。 30个炎黄春秋，我们收获了什么？我们刻意浇灌了物质文明的瓜秧，却无意枯死了精神文明的灌木，此低彼俗并燎原四海的各类大小秀工场日夜催生并肆意排放出厚重的精神泡沫与话语泔水。被糟蹋了的稀有公权与被绑架了的神圣私权，却被强行贴上...

公司制度在中世纪后期与市场经济制度同时萌发，并在往后四百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通过不断的尝试与变革，逐渐演变为以所有权与控制权在某种程度上分离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其最初的精髓与要义在更大程度上在于体现所有者或投资者等利益相关主体与管理者之间权责利制衡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但随着公司治理环境的日益复杂化及公司目标与理念的多元化发展，现代企业制度功能的彰显日益必须基于一套完善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及其整合效应。就中国...

在体制转轨中，对改革的激进性与渐进性、改革的收益与成本以及政府主导改革能力等的共同预期会严重影响主要利益集团的政治嗅觉与偏好，进而影响其改革参与行为。在既定制度环境之下，利益集团行动的目标在于影响政府的当前决策，而一旦面临重大改革，游说或阻挠的重点往往即会立即转移到了改革本身，亦正是这一转移极大地提高了各利益集团的政治斗争热情与积极性，因为竞争的目标已不再仅仅限于政府当前决策的收益，而是在于改革之后的多元化远期收...

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职能在于规划经济发展目标与战略和协调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使各种经济关系服从于社会整体利益。政府既不能充当市场的“亲善者”，亦不能充当经济发展的唯一“撬动者”，政府既不能做一个无所作为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守夜人”，亦不能做一个无所不能的“裁判员”，更不能同时担当“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角色，而须基于制度互补结构与路径依赖特征发挥其对市场的增进作用。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鉴于...